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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堵隔离墙、无数个“定居点”和持续数十年的军事占领，塑造了现代以色列的国家画像，也点燃了全球民众的愤怒火焰。

“以色列，你夺走了我的土地，摧毁了我的家园，杀害了我无辜的母亲和婴孩的妹妹，把我们其余的人关进露天监狱，让我们所有人挨饿。但我成了恐怖分子，就因为我还手了？”这段在阿拉伯世界广泛传播的话，如今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也引发了强烈共鸣。

曾几何时，犹太民族作为二战受害者的形象深入人心，中国人民对犹太人在纳粹集中营的遭遇怀有深切同情。然而近年来，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所作所为已让国内舆论急剧转向。

从2018年通过被斥为“种族歧视”的《犹太民族国家法案》，到2023年加沙冲突造成超2.5万巴勒斯坦人死亡，再到近期袭击联合国维和部队，以色列一系列行为让越来越多人质疑：这个曾经的“受难者”如何变成了“施害者”？

01 反感之源，人道灾难与双重标准

2023年10月以来的加沙冲突成为国内舆论转折点。联合国数据显示，加沙地带190万人流离失所，占当地总人口的85%。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超过50万人面临“灾难性的食品不安全困境”，饥荒风险与日俱增。

更刺痛人心的是儿童伤亡数字。网络广泛传播的数据称，自2008年以来，已有3.3万名巴勒斯坦儿童在冲突中死伤。有网友痛心质问：“看看这些倒在血泊中的孩子，再看看那些哭泣的孩子，你能怪仇恨在巴勒斯坦人心中蔓延吗？”

在黎巴嫩边境，以色列军队近期多次袭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甚至发生以军坦克强行进入联黎部队驻地的事件。这些行为被中东问题专家刘中民视为严重挑战联合国权威和多边机制公信力”。

国内网友特别注意到以色列对待国际法的双重标准。当国际法院要求以色列防止加沙发生种族灭绝行为时，以内阁却声称这一裁决“荒谬”。这种对国际规则的蔑视态度，让许多人联想到强权即公理的霸权逻辑。

02 历史伤痕，从“无地人民”到“无人民地”

以色列建国的叙事始终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对犹太人而言，1948年是“复国奇迹”；对巴勒斯坦人，却是“灾难日”的开始。

2018年，以色列通过《犹太民族国家法案》，明确规定“自决权”只属于犹太人。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强烈反对，认为它充斥“种族歧视”，将阿拉伯裔群体降为“二等公民”。这一法案引发国际社会反弹，欧盟、土耳其和巴勒斯坦纷纷予以谴责。

追溯历史，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建国过程中早有系统性驱逐计划。葡萄牙记者亚历山德拉·普拉多·科埃略披露的“达莱特计划”显示，1947-1948年间，以色列军事组织制定了详细的村庄档案和地图，目标是强制驱逐数十万阿拉伯巴勒斯坦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李伟建曾指出，这一法案不仅以法律形式确定相关举措合法性，还会“进一步排挤以色列籍阿拉伯人，确保以色列国家的犹太民族特性”。

今天的加沙地带被网友称为“世界最大露天监狱”。以色列将水泥、钢筋、板砖等基础建材列为禁品，巴勒斯坦人只能利用被炸毁的瓦砾重建家园。这种系统性压迫让许多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种族隔离制度。

03 信仰悖论，从“上帝选民”到“占领者”

犹太民族的自我认知建立在“上帝选民”和“应许之地”的神学基础上。但这一信仰正与其现实行为产生尖锐冲突。

有网友犀利指出：“犹太人要什么，上帝就给什么，犹太人要杀谁，上帝就帮他们杀谁……然而圣经又充满了犹太人的悲情史。” 这种“受害者”与“迫害者”的身份矛盾**，成为理解以色列行为的关键。

更深的悖论在于，这个屡遭迫害的民族，如今却基于宗教优越感实施系统性歧视。以色列历史学家李·莫迪凯在《见证以色列-加沙战争》报告中揭示：“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是造成恐怖的原因”。当信仰被扭曲为排他性武器，神圣叙事便沦为压迫工具。

值得深思的是，犹太民族在知识领域贡献卓著。人口不到北京1/3的以色列，在纳斯达克上市企业数量超过欧洲总和。从爱因斯坦到弗洛伊德，犹太精英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正因如此，其政治行为的野蛮化更显刺眼。

04 强权支柱，美国撑腰与西方沉默

以色列强硬姿态的背后是明确的地缘政治支撑。美国不仅提供外交掩护，更持续输送军事援助。就在今年10月13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向以色列提供“萨德”反导系统并派遣相关美军人员。

在联合国安理会，美国多次否决对以色列不利的决议草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批评美国“说一套做一套”，“放任以色列持续集体惩罚巴勒斯坦人民”。这种双重标准严重损害了国际法治的公信力。

欧洲多数国家的沉默同样引人注目。除西班牙和爱尔兰外，大多数欧洲国家对加沙的“焦土政策和人民死亡保持沉默”。这种选择性的人道主义关切，暴露了国际政治的功利本质。

随着多极化世界加速形成，以色列的行为模式正面临日益强大的道义压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直言，以色列拒绝“两国方案”将“助长全球极端主义”。巴勒斯坦外长马立基更直指内塔尼亚胡为维护个人政治生命不惜牺牲数百万巴勒斯坦人。

05 未来之路，民族自缚或和平共存？

以色列安全逻辑陷入自我拆解的怪圈：以安全之名制造仇恨，因仇恨升级更需安全。这种循环正在掏空其生存根基。

“是我们还是他们”——一位以色列公民接受采访时的话揭示了问题的核心。当国家安全建构在对另一民族的系统性压迫上时，和平只能是镜花水月。

国际社会对“两国方案”的呼声日益强烈。这一方案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但内塔尼亚胡政府强硬拒绝，宣称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安全控制”绝不妥协。

历史提醒我们，犹太民族的智慧曾助其穿越两千年流散而不灭。先贤在巴比伦之囚时期将“圣殿之民”转化为“圣经之民”，通过文化传承保持民族认同。这种应变智慧，能否在当代政治困境中重现？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学家李·莫迪凯在《见证以色列-加沙战争》中写下：“我撰写这份文件时没有收到任何报酬，我这样做是为了致力于人权、我的职业和我的国家。” 这位以色列学者的良知，映照着一个民族在权力诱惑下的迷失与可能。

犹太传统中，“救赎”的本意是“作救赎的亲属”——与被赎者有血缘关系，并愿付出代价赎买他们的人。而今以色列的选择将决定，这个曾以智慧照亮人类的民族，会成为自我囚禁的“恶霸”，还是中东和平的真正“救赎者”？历史的天平，正在此刻摇摆。